教育部委託牛津EMI培訓中心外部審查委員四月底來政大社科院訪視，我們在接待時提出這樣的問題。我們和訪視者也提到，政大教授的語種很多（二十多種國外語種）、多元化與批判性思考也是社科院的特色，英語只是一個現實上最有利於國際溝通的工具。

關於雙語計畫獨尊英文作為國家語言的批判，我們一直都知道。雖然社科院承接雙語計畫已有一年半多，面對政策爭議，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有自己的實踐反思與轉化策略，而國際化也一直是我們的置換性策略。

雙語化和國際化，差別究竟在那裡？這是個大哉問，上至意識形態認同與主體性之爭、階級複製、下至工具實務的必要，乃至於實務上要走到哪裡才算雙語，在大學和國中小基礎教育有何差異，都可以進行無止境的論辯。

而如果在千百個理由中，只能挑一個支持國際化的理由。我會說，國際化是台灣作為小國的現實存活策略，根本還不用談競爭力。台灣地緣政治的敏感性、連動所有的實存狀態的脆弱性、如何在國際社會好好存活的挑戰，都讓我們不可能只是往內看，必須往外看，不論是在學術專業、現實處境、乃至於最基本的溝通，國際化仍是邊陲回望核心的凝視，以及取得話語權的最低階的必須。

最近和日本學界朋友提到台灣雙語政策時，對方提到這好像和他們文部省從十幾年前開始做的有些相似，國家投入資源給大學招募國際師資人才以及推廣英語研究與教學，走得比我們還早還兇還急，只是他們不會說這是雙語計畫。最後，她問我們為什麼要叫雙語？ 如果我們都知道語言文字的奧妙，或許答案就在問題中。